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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遭遇看党的执政地位的动摇(之八)(转载)

  阻止和平演变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从公权腐败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存在于我们党政干部,国企管理人员等公权岗位上的所有腐败问题无一例外的都与买官卖官问题渐进演变利益相关,且随着买官卖官行情逐渐加码,渐进向岗位利益靠近,助推岗位私利膨胀,导致社会上的其它腐败问题不断泛滥,直接危及党和国家政权形象,国家安全。
  基层群众最初感受到买官卖官问题存在的时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由于政策、管理、监督等原因,那个时候的官员、高管还不敢公开明码标价的卖官鬻爵,在干部选拔任用运作过程中,多以领导坐镇,下属出面,诱导被考察对象请领导及相关下属吃吃喝喝,游山玩水,送些领导中意的礼品等,一般中层当官不做主的岗位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从国企这个独特角度看,国企买官卖官问题是明显的受到了官员行为诱导的。从这个时期开始,一些官员视察国企的精力已经从检查工作为主演变为了关注好处利益为主了。先是两厢名烟名酒就可以搞定国企高管的补缺,通过国企改革实施方案,平息内部重大安全、生产、质量、人事纠纷等官员可以插手的问题。
  是官员的行为诱导了国企高管们高度重视搞好与上面关系,与时俱进演化手段。在这个时期国企干部选拔已经开始脱离“四化”标准,公开将政治标准边缘化,专业化标准变异化,开始重用实用型“人才”。原河北邢机公司的陈一中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先是在厂内拉帮结伙,利用同伙负责工程的机会,动用工程款购置奢侈用品,搞定了公司高管及贴近的人,继而成为了组织人事部门的当家人,兼职疏通上层关系工作。经常带着公款往返省委、省政府相关国企管理机关,以打麻将等活动完成利益输送,搞定官企关系,树立自己在上层与企业之间的不可或缺的内部中介关系。有了后台,干坏事也理直气壮了。从担任组织人事主管开始,在岗位工作中公开立下了没有好处不办事的部门规矩。
  “想办成事没有个说法怎么行。”陈一中的这句话代表了当时贪官的主要心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自主经营”已经被公开的解读为了“自由经营”。即:只要效益,其余不顾。上级甚至已经明令企业党委、纪委、工会工作要服从企业的经济效益,维护厂长责任制,企业内部监督职能从此失效。邢机公司一些党委成员唯利是图,以利益取向培植嫡系的公权交易自此开始公开化运作。
  陈一中等人又一次充分利用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机会,通过出点子,唆使企业多方出击,四面开花搞活经济。企业的资本活了,蚕食国企资产的机会也就多了,很容易在国企上层及地方党政管理机关形成共识。于是,这个时期国企不仅可以在内部明码标价的买官卖官,承担国企腐败成本,还同时承担了大量的党政官员运作上层路线的经营成本。
  陈一中正是利用这一效益、利益改革机会,成为了公司老总的红人,并选定了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不懂企业管理,不计组织管理纪律、规定、程序、标准,没有组织人事工作经历,但却很听话,能够按照直接领导的意图办事选人的朱长玉作为了其控制企业组织人事大权的助手。
  在这个时期,“干组织人事工作就要公道正派”是朱长玉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与此同时,在组织对中层干部后备人选民主测评时,朱长玉却暗示请了一些因违纪遭受过组织处理的人员参加测评,控制会场,并将会议意见有倾向性的上报公司党委,使前文提到的那位纪检监察干部被确定为了“有争议人员”。为卖官团伙索贿卖官, “摆平关系”创造了条件。其本人却因这类事件真正成为了公司争议激烈的人。
  各方面利益深入融合了,官企利益关系逐渐牢固,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可以用钱摆平,国企投资失败,造成重大损失可以用“交学费”免责,甚至检举到执纪执法机关的重大经济问题也可以被相关机关出面摆平,甚或透露检举人的底细。上级机关已经开始有目标有措施的在国企培养嫡系,运作程序确保成功。这个时期的陈一中正是通过上面的支持,虽被企业中干会议票决否决,没能如愿晋升企业副总,但却在上级的运作下,通过就职总经理助理绕开了相关人事规定,组织纪律,曲线运作,成功进入了企业副总岗位。在这期间,朱长玉通过提供对陈一中投反对票的中干人员名单与陈一中搭上了同伙关系。(民主测评会后,省委组织部人员分别找到对陈一中投了反对票的一些人进行了组织谈话。)
  邓小平南巡讲话“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被有关机关人员,国企高管们严重曲解成为了企业腐败泛滥的直接诱因。
  “只要能用钱摆平的事就不算事。”陈一中在公司职代会分组讨论会上的这句话代表了当时一些贪官的胆量和价值标准。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一些地方运作的国企破产,个人收购等清理国有资产经营风险的一些政策,减员增效的提升国企竞争力等政策被乱用,导致了一些国企非正常严重亏损,业绩大幅波动。这些本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却被一些人解读为了“国企改革必须承担的风险,成本。”于是,大量国有资产先是成为了官企运作上层路线的资本,后又演变为官企人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大量转移,盗取国有资产的成本。这个时期,国企亏损到破产边缘时班子整体换届了事,相关审计责任,党纪国法责任已经对国企高管们不再起作用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2000年,在企业内部人员大量检举揭发,公开揭露一些人的违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河北省相关国企管理机关仍然顶住压力,启用陈一中等人进入了河北邢机公司新一届高管班子,担任了党委副书记兼副董事长,成为了企业党委拥有实际权力的一把手。此时的买官卖官问题在河北邢机公司已经完全公开化,卖官买官交易,权色交易可以在办公室完成,明码标价跟随企业工资大幅上涨。也正是利用企业换班子,精简管理机构人员这个机会,前文提到的那位已经抵制企业卖官团伙势力近八年的纪检监察干部被从正科级岗位上免职了。这位已经被企业前党委会确定为集团公司下一届党委副书记人选的前纪检监察干部由于公开抵制买官卖官,不仅没有了事业的前程,而且在陈一中、朱长玉等人的运作下,或可以买官、收纳小三等途径入伙,越级进入组织人事部门主管,进而落实上届党委会决定,进入企业高管团队。或继续抵制买官卖官“正科级也让你保不住”。
  异乎寻常的是,随着企业班子的换届,企业的经济效益异常快速的赶超了历史最好水平。这些异常经济管理现象却没有被国企相关管理机关重视起来(这其中有明显原班子成员业绩造假,短期内挤干腐败成本等可以通过数据查处腐败问题的机会。)
  果然,企业班子换届不久,高管中的两大势力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明争暗斗叫板了。在国企管理权下放的政策运作下,邢机公司由省属企业被下放到邢台市所属企业,内部卖官势力更加猖獗,以致发展到了对强力继续抵制买官卖官的那位前企业纪检监察干部下了毒手,两次在企业调整干部的时间点向其茶杯中投放稀硫酸,不明药物,导致在最后的“组织考察”时严重失音,表现出“身体严重健康问题”。
  由于企业管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大势力明争暗斗给陈一中等卖官团伙提供了渔翁得利的机会。在这期间,朱长玉已经不必在陈一中的阴影下配合活动了,公开走到台前,或利诱,或威逼,或陷害,邢机公司的党群、人事管理岗位台面上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用人标准了。一位自发在公司内推广电子办公、网络办公的中层管理人员,只是由于与其上级发生了一些工作争议,朱长玉即受命发动手下找到了其手机费超支的问题,借此将其从公司管理层清除。知情人也曾向朱长玉解释过,手机费超支是由于从网上下载了一些收费管理应用软件所致,且朱长玉亲自制定的制度规定,手机费执行包干费用,超支自理。显然,手机费超支是不能算作管理行为问题的,但朱长玉对此置之不理,坚持按照上级意图免去了那位中层管理人员的职务,下放基层使用,次年52岁安排退居二线。
  在这个时期,王立伟,这位刚结束岗位实习不久的女大学生,由于全身心效忠陈、朱卖官团伙,积极为买官卖官交易做中介,多次以明确的事实、价格、方式说服、威逼那位抵制买官的纪检监察干部而被破格启用,自2001年3月至2002年9月,在一年零六个月时间内就从科员岗位突击晋升为党委工作部副部长,企业副处级岗位。2003年,在陈一中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准备继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了。
  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些人选人用人的标准只有三个,入伙、听话、至少有一两项不良嗜好。
  按照这样的用人标准,一位曾因匿名信诬告上司而被集团公司办公会决定免职待岗的朱长玉的下属,因为曾经帮助朱长玉追回其同伙之间在公司电视台播效室的不雅录像资料,自愿为一些人的权色交易守门放哨,被朱长玉易岗同级安置,时隔两年之后被重新重用到组织部门重要岗位。其在职期间特别赏识的两名下属,在其离职之后不久就因公开在社会公共场所开房而被当场捉奸。公司出面交罚款领人才平息了事件。两人至今仍然工作在公司二级单位党支部书记等中层管理岗位上。
  “你以前做的怎样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任领导怎样评价你,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服不行,告也没人理睬你。”这段朱长玉公开在部务会上的公开叫板,反映出了这些企业卖官团伙成员此时的嚣张气焰,也同时宣告官企、上下利益结伙联盟已经十分可靠牢固。
  在事业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为了保全生命,这位纪检监察干部于2004年11月被迫以科员待遇内退。由于这位纪检监察干部对企业的资产流失途径,干部选任中私下运作手段、运作网络程序都基本清楚,在内退之后的2006年正月初三、正月十六、五一节前夕等凌晨晨练时遭遇了企业卖官团伙事先埋伏的汽车冲撞,尾随冲撞事件,试图杀人灭口。只是由于其具有军人经历,具备较强的自我保护,敏捷的反应能力,数次暗杀均被排解。
  在河北邢机公司两派势力公开对抗胶着不下,代表两派利益的省市官员无法运作公权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为了掩盖问题,转嫁矛盾,在企业隶属管理权被下放为市属企业仅两年多时间,2005年河北省又启动了邢机公司被中钢集团兼并收购的程序,并且由省里确定陈一中到龄延迟退休,作为被兼并企业方代表履行法律程序,推荐下一届班子人选。
  中钢兼并邢机公司之后,企业的两大派中的一派被清洗掉了,企业的职工身份置换也完成了,从此企业的经济效益又步入了下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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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位敢于孤军奋战,坚决抵制企业买官卖官势力团伙的纪检监察干部被免掉了正科级职务,被迫内退之后的近十年里,本人检举,朋友们帮助反映,各级执法执纪机关也都多次调查取证,查办案件。但始终受阻于属地管理,逐级负责,案件的处理始终没有摆脱地方腐败势力团伙的控制,各种捏造,诬陷,人身攻击,地方干扰也始终是案件调查的主要障碍。
  毋庸讳言,大量历史事实和案例证明,我们的党和国家内已经发生了和平演变,这个演变虽然不是主义、纲领、宪法性的演变,但却是实际公权运作管理中的演变,是公然挑战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对抗性的演变,不是制度演变,危害性却胜过制度性的演变。公然对抗党纪国法、侵犯人民利益,迫害正派干部的事件能够大面积、长期运作得逞,不受党纪国法追究,说明,在我们这里社会治理方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人民利益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被束之高阁。
  当年毛泽东同志再三提醒全党警惕的问题今天终于发生了,腐败泛滥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党纪国法的执行力度被长期削弱,党纲、党纪被长期束之高阁,党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设计功能长期被偏废,以改革开放为由长期忽视了对干部队伍的革命化、专业化建设,在放开搞活的同时长期忽视了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诚然,包括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在内的人民群众对腐败泛滥的党内问题,社会问题始终是坚决抵制的。这为我们下大决心清理党内腐败,社会腐败泛滥问题保留了重要的条件。但是,由于腐败泛滥源于买官卖官泛滥,少数坚持腐化堕落的势力却控制了各级党和各级政府许多重要权力,控制着政策落实的许多重要环节,掌握着大多数人的命运,这也为清除腐败埋下了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坚决切实彻底追根溯源的魄力勇气。
  众所周知,民族振兴的基础是民主法治社会制度,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好的社会环境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为民族振兴,社会发展作贡献的道路上来,不好的社会环境同样能够把更多的人引导为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腐化堕落的社会败类。
  十年结不了一起公然严重迫害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严重违纪违法犯罪案件,这说明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腐败泛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严重到了可以有能力阻止执法执纪工作,可以以团伙的势力公然捏造事实,编造问题干扰执法执纪机关工作的程度、
  时不我待,正本清源,清除腐败无疑要从铲除买官卖官的官场环境入手,追踪寻源,溯及既往,彻底清除买官卖官问题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恶劣影响。重聚人心,发动群众,下大决心重建民主法治的党和社会治理,重新树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公平公道社会理念,重新恢复党和政府的社会诚信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2013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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